“三皇五帝”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幼年起就被灌输的一种文化传承,在极大程度上起到了整个社会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作用。“三皇五帝”和“龙的传人”共同作为历史记忆和自古以来被我们所认可和熟知,成为我们的记忆,对完成统一多民族融合的任务,这几个“常识”所达成的目的和影响是世所共知的。换句话说,在设计这几个常识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最初的构想里,就考虑好了这个因素。 说“三皇”道“五帝”,“三皇五帝”不一起,任何一个熟悉《史记》而不是熟悉上下五千年的人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即司马迁写《太史公书》的时候,明明《本纪·第一》是《五帝本纪》,可是,可是明明那个号称“百衲本”的二十四史里,史记第一篇会有《三皇本纪》的字样,抛开版本目录的说法,司马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些狗尾续貂的事,这本身就体现了世俗情感投映到士大夫身上的一种表现。用我们的历史唯物史观来看,就是“人民大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言归正传,从顾颉刚先生以疑古派殿军人物说出那句一定程度上动摇整部中华文化古史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开始,“三皇五帝”的史观就不再试用于构筑上层精神文化,“三皇五帝”是什么也就开始了妖魔化,“三皇五帝”到底怎么解开始从经史的变成考据,看似迈向了真理的大道同时也或多或少解构了中华文化内核。 理解上述内容,要先理解“三皇五帝”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时间线上不是一回事,即“五帝系统”形成要早于三皇传说的完善。五帝系统的建立本质上解决的是大一统的思想问题,是在这个战乱百年的中原大地上数百个国家几十个民族要融合升华成一个可以有共同文化圈的地域行政管理,即始皇帝的大一统帝国。说的更清楚点,五帝系统只在重复说一件事情,即东西南北都有一个共同的先祖,这个先祖的后人分部在华夏四方,不管是诸夏,东夷,南蛮,北狄,大家都是一家人。之所以我们大家之间打了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才发现自己原來是一个“祖先”,在列国伐战快要决出胜负的关键时候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除了一统,也就只有一统了。 三皇传说则要在五帝系统之后,往白话方向说,这算一个因为所以的问题,因为有了五帝系统出现的大一统思想,诸侯国成了一个大帝国,这解决了怎么活下去往下一个走的问题,简单说,五帝解决了怎么活着。既然解决了怎么活,那就需要一些人部分人开始时候怎么来的问题,三皇传说,则是这个问题的集中反映。即世界是怎么来的,我们是怎么来的,水怎么往东流,火怎么出现……屈原《天问》迫于现实压力只能提问不能安心想象的囧境,对于历经汉武雄风的世人来说不是事儿,于是成书于西汉《淮南子》里详细说明了女娲补天,从此地不满东南的历史常识开始流传。近人陈登原《国史旧闻》一书更详实的罗列了盘古开天传说最早不能早过东汉的文献铁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三皇五帝”毕竟不同一般历史神话传说,它所构筑的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和凝聚力,比起世界上任何文明任何民族都不遑多让。是之所以让国外的学者不禁感叹“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古早源点。
五帝系统与三皇传说试谈(五帝钱挂门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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