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除刊本外，还有手绘的摹写有各种海陆动物的彩绘本。据龚缨晏调查，彩绘本至少有6个藏本：1. 南京博物院藏本；2. 韩国首尔大学藏本；3. 日本大阪北村芳郎氏藏本；4. 美国凯达尔捕鲸博物馆藏本；5. 法国理格藏本；6.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龚缨晏：《关于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的几个问题》，张曙光、戴龙基主编：《驶向东方·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一卷·中英双语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页223—239。） 大约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初，万历皇帝想要12幅描摹在丝绢上的《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是否有彩绘绢本，有不同的记录。沈福伟依据汾屠立的叙述，认为该图“曾有彩色绢底摹本”。（见氏著《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页494。）于是，太监们在京城到处寻找合适的印版，李之藻的印版已被携带回杭州，而李应试的《两仪玄览图》很大，亦非万历皇帝所需的版本，结果是选择了原来6幅屏条的《坤舆万国全图》。（[意] 利玛窦著，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页450—451。） 南京博物院所藏该图的设色摹绘本，原是6幅屏条，拼接连合成一图，而今装裱为一整幅，纵168.7厘米，通幅横380.2厘米。（曹婉如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不过南京博物院所藏摹绘本的地图色彩并未用五色来区别五大洲，大体只用了三色：南北美洲和南极洲呈淡淡的粉红色，亚洲呈淡淡的土黄色，欧洲、非洲则近乎白色，少数几个岛屿的边缘晕以朱红色，山脉用蓝绿色勾勒，海洋用深绿色绘出水波纹。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上所见的23头海陆动物是采用16世纪欧洲流行的以淡彩形式绘制的记录绘画。 1923年4月14日《时报》第4版所载《利玛窦所绘地图之陈列》一文称：“图内海洋空隙，绘有怪异鱼类多种，陆地则加绘猛禽厉兽若干，状貌悉狰狞可畏，大抵现时灭种者居多。大洋中复间绘十六世纪船只十余艘，作乘风挂帆之状，形式虽不一，均奇特出人意表。”（阙维民：《南京博物院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藏本之诠注》，《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彩绘本上这些所谓“状貌悉狰狞可畏”的猛禽厉兽之动物群像的设计者究竟是谁呢？学界至今众说纷纭。 洪业认为，所谓宫中翻刻之说，只是出诸太监之口而已，其实并无宫中进行刻板之事。太监曾经将该图“添绘彩色，而献之于皇帝。皇帝见此佳制，繁列众国，广载异俗，中国人前此所未见者者也，则大悦；故欲多图，殆拟分赠皇太子及其他亲族者也”。诸太监最后只是摹绘了若干份来供奉，该本的内容与李之藻刊本几乎完全相同。其中最显著的不同，是“绘本中独有船只、奇鱼、异兽之图。这殆是从他处摹抄来的”。（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洪业这里说得非常含糊，是谁摹抄的，是从哪里摹抄的，他都没有细说。曹婉如等文章认为太监是不敢擅自加上动物绘像的，太监在宫中也弄不到这些图画，因此利玛窦的原图上应该是有奇异怪兽的动物和船只，是在所谓“过纸”的印刷过程中，原绘本上的动物、船只都被省略掉了，他们认为南京博物院所藏彩绘本是直接描摹自利玛窦的原绘本。（曹婉如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坤舆万国全图》原稿是否系彩绘，是否绘有动物，目前很难确定。这一画有动物的彩绘本先后流传日本、韩国、美国等地。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有的版式是与1602年李之藻刊本完全一致的绘本，其中亚洲用黄色、欧洲深红、非洲深蓝、美洲紫色、南极洲灰色，赤道、子午线涂成黄色，南北极圈、回归线及部分铭文涂成红色。(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页1)这倒与利玛窦撰的全图说明中所称该图“其各州(洲)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完全吻合，或许可以证明《坤舆万国全图》原稿是一个彩绘本。黄时鉴和龚缨晏以为动物和船只的作者可能是一位与传教士相当熟悉的中国人，理由是第三条屏幅上一艘大船桅顶上有与佛教有关的倒万字旗，这是由欧洲地图中的船桅顶端的“十字旗”发展而来的。（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页155。） 彩绘本的大洋上绘有不同类型的帆船及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15头，南极大陆绘有陆上动物8头，有犀牛、象、狮子、鸵鸟等，这些并不产于南极洲，绘在那里主要还是为了点缀图中空白。（杨泽忠、周海银《利玛窦与坤舆万国全图》(《历史教学》2004年第10期)一文称该图“不仅绘出了世界地理位置，而且还装饰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和小物品，如老虎、狮子、鲸鱼、狗熊和商船等，很招人喜欢”，作者显然没有仔细审看原图，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是没有老虎和狗熊的。）洪业认为这一彩绘本是1608年诸太监的摹绘本，其中的船只、奇鱼、异兽是“从他处摹抄来的”。或认为太监是不敢擅自加上去的，太监在宫中也弄不到这些图画。笔者认为彩绘本上动物形象之设计者应该是利玛窦，理由之一正如洪业所言：虽难以确定这些动物形象来自西人何书何图，但“西人旧图往往有这些玩意儿”。（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诸太监不仅在宫中无法弄到这些图画的源文本，最重要的是古代中国虽有在地图上标识大量文字，也有图文并茂绘制地图的传统，但中国古代传统地图一般罕见有绘制动物，也很少有大片的海洋，没有多少空间来描摹和点缀各种奇鱼异兽，换言之，古代中国地图中没有形成绘制动物的传统，（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八月，谪居秀州(今浙江嘉兴)的沈括(1031—1095)向朝廷进呈了一套精心编绘的地图《守令图》。整幅《守令图》有海洋动物六头，东海除虎头鱼身的动物外，还有尖嘴鱼和长鼻鱼，在渤海湾口还有龇牙咧嘴的海鱼，南海有传统的龙王和海马等。(参见《九域守令图墨线图》，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65图，文物出版社，1999年)可惜这一在地图上描绘动物的手法，在宋代以后几乎完全消失了。之后所见绘有动物的地图始自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彩绘本地图，这种在地图上绘制动物形象的做法，很有可能也是受到当时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绘有动物之西方地图的影响。）因此他们确实不敢擅自在供奉皇帝的地图上添加动物。而利玛窦却深谙欧洲在地图上绘制动物的传统。古代欧洲世界地图有绘制各种海陆动物的传统，早在13世纪晚期的欧洲地图上，就可以上面发现很多动物的绘像，如德国的埃布斯托夫(Ebstorf)地图和英国的赫里福德郡(Hereford)地图就有犀牛、独角兽、骆驼、狗等。 16世纪初以来，欧洲地图上动物绘像就更普遍了，如德国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tin Waldseemüller)的世界地图在非洲绘有大象等。而在海洋中绘制各种形态的鱼类的情况就更多了，如1587年英国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弗吉尼亚》，以及作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底本的1570年奥代理(Abraham Ortelius)《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和荷兰墨卡托(Gerardus Macator)的《世界地图》等，都在地图空白处或海洋中绘制各种船只、陆地异兽和海洋奇鱼。（[英] 杰里米·哈伍德(Jeremy Harwood)著，孙吉虹译：《改变世界的100幅地图》(To the Ends of the Earth：100 Map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三联书店，2010年，页38—41、66、78—79、81—86。英国地图史家赛门·加菲尔(Simon Garfield)在其所著《地图的历史》一书中写道：“在最早期的中世纪地图上，一如我们先前所看过的，倾向于在他们传授的道德训诫里描述可怕的事物，盛行的风气是描绘水手们曾经见过最凶恶异常、最尖牙利鳞的鱼类，还有当地狡诈的土著曾用来吓唬勇敢无畏殖民者的最巨大、最丑恶的带翼怪物。有时候这就像传话游戏：一开始的动物是大象，接着变成长毛象，而到了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制图师要绘制非洲或亚洲地图的时候，这只动物就变成梦魇一般的怪物。”[英] 赛门·加菲尔(Simon Garfield)著，郑郁欣译：《地图的历史》，马可孛罗文化，2014年，页76。） 理由之二是利玛窦本人非常熟悉西洋画，或以为他还具备绘画才能。尽管中外学界对辽宁省博物馆所藏《野墅平林图》的作者是否系利玛窦看法不一，但几乎都承认是他首先给中国人带来了西画，如圣母像等，而且他还非常熟悉西洋画的技巧，曾以中西画法不同的角度向中国人介绍西洋画的特点。由此都足以证明具备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利玛窦，完全有能力设计和指导中国的绘手来完成这些图像的绘制。 彩绘本上确有多艘船的桅顶上挂有“卐字旗”，卍字符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也是世界上流行最广泛、最繁复的一个符号，是文化史上代表吉祥美好具体而微的一种表识。这个符号分布于西亚亚细亚、希腊、印度等地，又为世界不同宗教如婆罗门教、耆那教等所吸收。“卐”也是佛教的标志，如来佛胸前有卐字符，千手观音每只手拿着不同的法器，其中一个就是卐字符。由于迄今所见的汉文资料中，以文字形式直接解释卍字的，均为佛教经典，所以很多学者都将之与佛教相联系。其实，除了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使用卍字符外，世界的其他文明，如希腊罗马文化，非洲和美洲土著文化，英、法等国以及北欧文化之中，也以卐字符作为平安吉祥的象征，作为纹样装饰用于形形色色的器物。在古印度的各类宗教中，卐形纹饰使用得很多。保留在梵蒂冈博物馆中就有史前时期曾居住于今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利亚人留下的卐形纹饰之遗物。（饶宗颐：《宇宙性符号》，氏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页116；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39—95。）利玛窦在罗马学习，之后到印度逗留，都有可能接触这些卐形纹饰的遗物。 因此，将这些船桅顶上的“十字旗”改成“卐字旗”，或许是太监敬呈彩绘本时的小动作，也可能是在利玛窦的默许下，由那些不知名的“天主教儒者”执笔完成的。因为主张采用适用策略的利玛窦认为，这样的修改既没有根本违反天主教的教义，也有能迎合这位长期不上朝而又笃信佛教的万历皇帝(1563—1620)的趣味，也适应了那些主张儒、道、佛等诸教合流的士人的趣味。这种为了适应中国士人的趣味而实行变通的突出例子，还见之1595年初刻于南昌的《天主实义》，该书第七篇《论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门士正学》中，利玛窦不惜冒着被人误解的危险，提出了人性善的见解，他的这一见解已经违背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因为按照《圣经》的原意，人类因其原罪而不可能具有善的本性，否则亚当、夏娃被诱而犯原罪就无法得到合理正当的解释。（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翻译、诠释、流传与影响》，页108—114。）
笔者这里强调设计者而没有说谁是具体的绘像者，是因为目前呈现在《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上的这些海陆动物，明显留有中国画法的痕迹，无论是该图上用蓝绿色勾勒的山脉，还是用深绿色绘出的海洋水波纹，包括海陆动物和海洋中的三桅船，都显示出中国化的痕迹。因此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的动物群像制作上所扮演的应该主要是设计者的角色，即提供动物群像的源文本，选择描摹哪些海陆动物，并具体设计图上动物所呈现的方式。在这些方面，利玛窦应该有精心的考虑。利玛窦曾经比较过中外动物的不同，指出“中国有的动物也与我们西方差不多”。中国的森林里没有狮子，但有很多虎、熊、狼和狐狸。大象只在北京大量饲养，供玩赏和仪仗使用，它们均来自外国，除北京外，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马虽然不及西方的漂亮，但数量和普及程度却不逊色于西方。（[意] 利玛窦著，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页10—11。） 彩绘本所绘和文字中所述均非一般的动物，我们在《坤舆万国全图》上看不到普通驯养的牛、马、羊、猫、狗之类的常见动物，甚至类似国人熟悉的虎、狼之类均未见之该图。《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所选择的陆地动物有犀牛、白象、狮子、鸵鸟、鳄鱼和有翼兽等8头，均为当时中国罕见的动物，带有珍奇性，比较均匀地分布在第五大洲墨瓦蜡泥加上，颇显示出永乐朝“万国来朝”的气势。陆上动物并不产于南极洲，绘在那里主要还是点缀图中空白的作用。而海洋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占有很大的分量，绘在各大洋里的各种体姿的海生动物，同样也非国人所常见的鲇鱼、鳜鱼等类。早在绘制《大瀛全图》时，利玛窦就向俆时进介绍域外海鱼，称“所产鱼绝怪，百千种，罕与中国类者”，（徐时进：《欧罗巴国记》，转引自汤开建校注《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页11。下凡引用该书，简称《汇释》。）给方弘静吹嘘西国“海中鱼乃独不类且繁，凡栋宇轮舆，率用其骨”。（方弘静：《利玛窦》，《汇释》，页9—10。）出现在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中的15头鲸鱼、鲨鱼、海狮、海马、飞鱼等，还有一只面貌类似鸽子的海鸟(海鸽子)，这些都是传统中国民俗生活中“年年有余”的吉祥《鱼乐图》中全然没有的形象。 这些出现在图中的海洋动物，很容易唤起一定的文化联想，如鲸鱼、鲨鱼以及巨大的海浪，会使人想到海洋的威力，鲨鱼象征着实力和残忍、暴戾和杀机，而海马则象征着优雅、信心和海上航行的平安，海豹在古希腊和北欧神话中是一种可以化身为女神或美人鱼的象征物。（[英] 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Miranda Bruce Mitford)、菲利普·威尔金森(Philip Wilkinson)著，周继岚译：《符号与象征》(Signs and Symbols)，三联书店，2013年，页68—69。）海洋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来说，同时具有创造性和毁灭性，并存着主宰生死的非凡力量。 正如1544年赛巴斯强·敏斯特(Sebastian Münster, 1488—1552)用德文撰写的《世界志》(Cosmographia)一书中所言：在大洋的深处，潜伏着巨大的身影，能够吞没一整艘船的鱼类、巨大的蟹虾和海蛇、大如山的鲸鱼、能够朝着船吹气使船沉没的海怪、长达二百至三百尺长的蛇，等等。“这些奇兽的藏身之所，便是全然未知且令人害怕的元素：水”。（[美] 根特·维泽(Günther Wessel)著，刘兴华译：《世界志》(Von Einem， der Daheim Blieb, Die Welt Zuentdecken)，页39、43。）正如德国汉学家普塔克所指出的，广阔的大海对许多中国人是一种可怕的“液体物质”，因为那里有不可预知的暴风雨和水流、漩涡和暗礁、海盗、神龙和鬼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危险的鲸鱼轻易地证实了大家本来对此的认知。（[德] 普塔克(Roderich Ptak)：《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载氏著《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页301—326。）葛兆光亦指出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绘制船只和动物，“一方面象征着对大海的跨越和对世界的认知，一方面象征着对大海中种种物怪的想象和畏惧”。（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页95—96。）彩绘本的大海中还有比例尺被放大的不同类型的帆船9艘，在充满杀机的、凶险的海洋中，乘坐那些帆船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们，易让中国读者对其产生一种崇敬感。15头活跃在狂放大海中的海洋动物，其中有若干条鲸鱼几乎可以在普兰修1594年的世界地图上直接找到类似的对应物。 彩绘本中的一些动物与该图中的文字相呼应，或以为“有意无意之中，可能会和地图中间的内容发生关系，透露或暗示一些观念”。（同上书，页94。）如狮子的图像，呼应着“有山名为‘嵇没辣’，山顶吐火，顶旁出狮子”的注文，（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页211。）使文字表述的意义得到了扩充。已经走过中国很多地方的利玛窦自然见过遍布中国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的狮子雕像，狮子在佛经中被赋予了动物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兽中之王”的狮子一开始就是护法之物。在波斯也有狮子崇拜，在阿拉伯世界中狮子也与立国传说的神谕有关。狮子传入中国后，虽未如在西域一般作为具有神力的王权象征，但是侧身仪位行列，“狮在龙下”，成为皇权守护的象征动物。（蔡鸿生：《狮在华夏》，载氏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页172—185。）《坤舆万国全图》中的狮子，既没有处理成张牙舞爪、具有王权象征的猛狮，也非中华民间戏球玩耍的舞狮，而是蹲伏着的写实形象。利玛窦一定认为这是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狮子意象，用视觉图像强化了他关于狮子的有限的文字表述。 彩绘本中有一种虽在《尔雅》中有记载，但在中外均属罕见的奇兽——犀牛。（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一“释兽”第十八记述有“犀牛”：“犀似豕。”注疏称：“形似水牛，猪头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头顶，一在额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椭，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台湾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77年。）1515年印度苏丹坦木法二世(Sultan Modafar Ⅱ)送给葡萄牙国王马努尔一世(Manuel Ⅰ)的贺礼是一头印度犀牛，这头从古罗马时代以来首次出现在欧洲的神奇动物被运送到里斯本港，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马努尔一世特别安排了一场象与犀牛的决斗，以验证古罗马时代自然史学者认为象与犀牛是天敌的说法。据说是象征着坚韧与气势的犀牛轻而易举地获胜，从而印证了古代学者的说法，也使这一动物成为葡萄牙国王的珍贵收藏。同年11月，马努尔一世将之赠给教宗利奥十世(Loe Ⅹ)作为礼物，但遗憾的是，它在1516年初的航海途中不幸遭遇海难。犀牛的尸体被做成标本，于1516年2月送到了罗马。德国画家兼版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身在纽伦堡，并未亲眼目睹犀牛标本实体，但他于1515年根据犀牛的素描以及文字转述绘制了木版画《犀牛》，尽管画中犀牛的构造并不正确，但丢勒的版画却疯魔了整个欧洲，并在1540、1550年两次再版，到1600年至少有5个以上的版本在欧洲流传，并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被大量拷贝。18世纪晚期以前，这幅画依然被认为是描绘着犀牛的真正模样，犀牛被认为是“欧洲大航海时代最受瞩目的动物之一”。（赖毓芝：《从杜勒到清宫——以犀牛为中心的全球史观察》，《故宫文物月刊》344期(2011年11月)，页68—80。）因此，利玛窦不会不知晓这头犀牛的故事及丢勒绘制的犀牛版画，但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上的犀牛，却不像后来出现在南怀仁《坤舆全图》上的印度独角犀牛(Rhinoceros unicornis，又称大独角犀)，而有四个角，除了鼻子上的一个角，背部还有三个角，而且全身也没有鳞片，形象类似大象，倒比较接近于《尔雅》中的描述。 彩绘本上还有两个瑞兽特别值得一说。一是白象，形象高大，性情温和，知恩必报，且能负重远行，是“兽中之德者”。随着佛教的传入，象又作为佛教四大菩萨之首的普贤菩萨的坐骑，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兽。南方诸国历代都有遣使进贡驯象的记载，上述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一书中已经提及北京皇家大量饲养象。民间也有关于象的记述，“象”与吉祥之“祥”字谐音，因此也被民间作为瑞兽。见之彩绘本的是罕见的白象。民间传说太平盛世出白象，白象与龙、麒麟、辟邪、天禄、玉兔等都是中国传统的瑞兽。
另一为有翼兽，或以为是“飞龙”。中外很早就有具备双翼、善于飞行的神兽或魔兽，在西方文化中那种长有鳞甲、类似鳄鱼的有翼兽，多为鼻吐火焰、口吐火舌的恶龙，且龙一般应该有角，该图上的翼兽显然不是。笔者以为，地图中所绘可能是接近于中国传统瑞兽辟邪的动物。辟邪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一种神兽，似鹿而长尾，似狮而有翼，伸出于两肋之间的长翼呈欲展未展之状，似乎随时准备腾空而起，有镇宅辟邪的灵性。相传此灵物嘴大无肛，能够招财纳福，极具灵力。古代织物、军旗、带钩、印钮上面，常以辟邪形象作为装饰。利玛窦在处理这个传说中的动物时，一定是考虑到中国人的接受程度，至少考虑到不能因为这一动物而引起万历皇帝和中国读者很大的反感。 《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有类似米切尔《图像理论》中所谓的图文并茂的“复合图文”(composite image text)，在图像、文字并陈的文本框架内，图画和文字的叙述脉络互相牵引，共同参与论述的生成，且其中文字虽然有命名、描述和指称的功能，但图像所具有的展示功能，有时反而有超越文字的功用。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4, pp.6870.彩绘本上动物绘像的选用，追求的首先是吸引皇帝和达官贵人关注的珍奇性，而这些绘像都有某种符号的意义，隐含着绘像原初环境的知识系统和社会文化价值，但又脱离了原初的环境而为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而被重新处理过。至于在选取和绘制中做了多大程度的调整和变形，还需要我们找到这些动物绘像所据的原本。 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中，无论是作为动物实体存在的描绘，还是作为地图装饰，都未能形成自己绘制动物图像的传统。而利玛窦既熟悉西方地图绘制动物图像的知识传统，同时也知晓中国传统山水画法的地图样式，他在《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中首创的描绘动物的形式，在汉文世界地图绘制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彩绘本不仅提供了在如此大规模的汉文地图上绘制海陆动物的“复合图文”，而且呈现出一个既能吻合中国人直观的欣赏趣味，又全然不同于中国本土地图的别开一洞天之表达方式，在世界地图史上别具特色。可惜这一图文并茂的世界地图绘制法，除了在之后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中有所继承和发展外，未能在以后中国人的地图绘制史上延续下去。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转载自邹振环《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