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楼阁

根据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卓越的叙述，当青铜时代凄惨地终结，万能的宙斯在富有果实的大地上又先后创造了“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

“恶”成为黑铁时代的主题——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的赫西俄德愤恨地说，他自己就是这个时代可悲的一员，如果可能，他宁愿在此之前死去，或者在此之后降生。

赫西俄德，古希腊诗人，以长诗《劳作与时日》《神谱》闻名于后世，被称为“希腊训谕诗之父”

公元前八世纪，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大时代——春秋时期的开端，如果把赫西俄德隐喻性的时代划分换算成考古学的时间表，此时已近中国青铜时代的晚期，铁器，一种被称为“恶金”但却更加坚韧的金属物质开始悄悄夺取“美金”青铜的地盘。到战国时期，外表不美观的铁器大行其道，不仅成为锐利的农具，还成为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的得力工具。

在金属撞击的清脆声响中，这看似蜜月的一段美好时光，实际上却演奏着青铜的挽歌。一个生产力更加发达的时代不可阻遏地来临，长达两千多年的青铜时代进入尾声。中国迎来了最广泛意义上的黑铁时代。

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在油画中表现的人类在黄金时代的生活场景

从战国的纷乱到汉代大一统之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乱世，英雄们的征战和杀伐，成为此一时段的核心主题——因此，隐约可以称之为黑铁时代的前奏，即英雄时代。

作为人的英雄大行其道，意味着诸神走下神坛。

在青铜文明最为辉煌的商周二代，殷商尊神，两周崇礼，肃穆庄严难见人的身影。但到了战国后期，人性的光芒终于轻灵地一闪，世俗化的趋势开始显现。此时儒、墨没落，庄子大力改造老子的理论，在看似消极避世的养生、保身理论之中，完成了对人性的深刻回归。不仅如此，庄子更在嬉笑怒骂中，瓦解了古圣先贤的神话，儒家至为推崇的尧、舜、禹、汤、文、武乃至孔子，统统被庄子拉下神坛，并加以一通臭骂：“皆以利惑其真而反其性情，其行为甚可羞也。”

思想潮流的转变，传统礼仪制度的崩解，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变迁，缓慢但却坚决地将青铜礼器推出历史轨道，取而代之的是铜镜、带钩、玺印、符节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常生活用品——一个世俗化的魔盒被打开了。

可惜，武功赫赫的秦始皇帝嬴政建立的是一个短命王朝。他不懂得重视文化，而且还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政治措施，因此在儒家十分推崇的青铜铸造方面，有秦一代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创意和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后人只在1980年冬天，从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中发现了巨大的彩绘青铜车马（大约为实物的1/2），可视做中国历史上这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青铜器典范。自战国后期始露萌芽的“人性解放”，也把芽缩了回去。

青铜器大规模进入世俗生活的春天在汉朝出现。

任何一个真正的盛世都是崇尚自由开放的时代，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张骞“凿空”通西域的壮举只在这样的时代才能实现。与时代大背景相因应，追求人的价值、享受人生乐趣逐渐成为汉代的潮流。“为神”的青铜器在此时基本完成大转型，开始为人民服务，表现出的两大特点即是世俗化与商品化。

汉代依然有庄严肃穆的青铜礼器——器物的形制演化非常缓慢，它们本身的惯性十分强大——但已不居于主流地位，而且也逐渐摆脱滞重，向轻盈飘逸的风格转变（想想著名的“马踏飞燕”吧）。涌现在汉朝人面前的，是一堆名字千奇百怪的饮食器、水器、乐器、杂器等：洗、钫、釜、盂、捐、勺、铎、钲、铃、鼓、研盒……青铜器彻底进入汉代日常生活，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

鼎在商人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

世俗化催生了青铜器的商品化，商品化又反过来为世俗化推波助澜。汉代出现了专门的铜器冶铸作坊，他们批量生产各种青铜器具。商周之时，青铜器是权力、地位的标志，贵重无比，如今却被商贾们在市场上公开叫卖，而且价格也不算太高——《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十个铜杯才能换一个当时流行的漆木杯，身价看来降了不少。

一个重大的事件出现在汉朝的晚上——民间商业的发展壮大，使得以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单调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夜市出现了。夜市产生夜生活，夜生活需要照明——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的青铜灯在汉代被发扬光大，它们被用来为王公贵族的夜宴享乐提供光亮，也为底层小民打破夜市上空沉寂的黑暗。朱雀灯、羊灯、当卢灯、凤鸟灯、十二连枝灯、雁衔鱼灯、错银饰牛灯……灯，在汉代改变了世人对漫漫长夜的理解。

长信宫灯

汉朝的夜生活虽然十分初级，但却是后世唐宋夜生活发达的先声。从世俗人生的角度来讲，人们汉唐并举，是有其道理的。

宋代知名的理学家朱熹曾经满腹怨恨地评价说：“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在朱熹眼中，三代以上，天理流行，王道伸张；三代以下，人欲横流，霸道盛行；因此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可惜，三代的美好世界不过是儒生们的想象，其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对此，庄子早已在《盗跖》篇骂了个痛快。

人性的坚韧和强大远超朱熹们的想象。

江苏沛县，汉高祖刘邦“歌风台”

撰文：九刺客